开明书店创办90周年:当我们追忆民国书店时我们在留恋些什么?

书业不是象牙之塔,也不是马路上吆喝的小商贩。书业的历史,关联着各时代的文艺思潮、社会风尚,甚至政治上风起云涌的斗争。

90年前的今天,上海开明书店正式开业。“当初并不是有意要开办书店,而是由朋友们促成的;开明作为一种事业,它的成功是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努力的结果,”开明书店的创始人之一的章锡琛说。

时光流转,开明书店登上历史舞台已近一个世纪。本月初,上海季风书园发起了寻访上海民国书店的活动,并遴选了包括开明书店在内的12家民国书店作为寻访对象,旨在使参与者体知并重温民国书店的历史及风骨。民国书店究竟有何魅力?其历史沿革又是怎样一番历程?上海怎样塑造了民国书店的形态,又受到其深远之影响?在这个不为人知的纪念日里,让我们一探究竟。

曾经,穷光蛋都在开书店

如今,民国老书店去哪了

开明书店及其出版机构以出版中小学课本及青少年读物出名,在“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,倡导新式思想和生活潮流,扶植新生作家”宗旨下,赢得了“青年之友”的美称。只是,好景不长,在经历了文化政策打压、出版业经济停滞的险阻下,开明书店在1953年与中国青年出版社合并,结束了它27年的征途。在前几年的民国教科书热潮中,开明书店从前发行的教科书如叶圣陶编著、丰子恺绘画的《开明国语课本》,至今仍颇受读者好评。

《开明国语课本》。

民国时期,像开明书店这样历经浮沉的书店数量不少,诸如专营古书买卖的来青阁、法国沙龙式的真美善书店等,都曾在民国的书店业中存有一席之地,最终还是退出了历史舞台。据统计,1911年上海的书店有150家、1935年有261家;到了1946年,这一数字变成了273;在1948年,上海共有书店608家。三十多年间,上海书店数量总体呈直线上升趋势,远远超过其他地区。上海书店前总编辑俞子林曾戏称:“那时候,穷光蛋也在四马路(福州路)开书店。”

“福州路一到晚上,店铺都打烊了,就会出现一批摆地摊的,大多是卖书的,也有卖其他商品的。他们都点着一盏电石灯照明。这种灯散发出臭气,但不会被风吹灭。”俞子林在《上海文化街旧梦录》这样回忆福州路夜晚的风景。民国时期的福州路及周围路段,是人们心中的文化街,书店林立,各大出版社(如商务印书馆等)也大多聚集于此,是上海极具特色的文化中心。文化街及民国书店的历程,也如那时的灯红酒绿一般精彩。

1842年后,上海成为了通商口岸,外国传教士、商人率先在上海开办书馆、出书办报,还用先进的印刷技术替代了古老的雕版刻字方式。西学东渐,上海迅速成为西方译本和新式教科书的出版基地,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出版业的进程。彼时的上海已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并辟有租界,社会相对稳定,经济文化发展很快,自然也就推进了包括出版在内的文化、娱乐产业的发展。在人们夜夜笙歌的同时,书店的身影也日渐增多。

1888年,苏州的扫叶山房和绿荫堂分别来沪设立分店 (绿荫堂沪店名文瑞楼)。这两家从事雕版印书的书店,到上海后开始接受近代石印技术,是上海早期的民营出版业,也是福州路上开设最早的两家书店。1913年,杨云溪于1886年在苏州建立的旧书店(专卖古书)来青阁也在上海开设分店,与中国书店一道,成为了当时唯二的两家旧书店。来青阁是一家“买卖之外,还有人情”的书店,郑振铎常来这看书喝茶,称赞店主杨寿祺:“有的书他(指杨寿祺)可以给你看,不要买,这书他是给某人留的,这种交情不简单。”后来,来青阁因地租上涨等原因迁移至汉口路,和其他十多处旧书店一起,铸造了这条别具风情的古书街,而福州路也逐渐成为了带有新文化色彩的书店街。

民国时期,通俗小说极其受读者喜爱。据不完全统计,民国时期全国共出版了有2300多本小说,山东路 (望平街)上的正气书局最擅长出版武侠小说。五四运动后,新书业盛行,从装帧到内容都与“四书五经”大有不同。福州路上的开明书店、生活书店等都是属于新书业的书店。

开明书店出版的《郁达夫选集》。

20世纪30年代,南京路涌现出先施等百货公司,致使福州路的娱乐气氛减弱,文化气息反而得到加强——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、大东书局、世界书局四幢高楼的建立,以及布满这一区域大街小巷的中小书店,使福州路及其周围路段成为了名扬海外的文化街,也就出现了那种听起来荒诞,但可能是事实的“穷光蛋也在福州路开书店”的盛景。

除了大型书店,有着各自历史和特点的小型书店也值得关注。例如,由无锡人方家龙开办的合众书店,以个人身份委托印刷厂印刷,然后售书赚些小利。这种不开店却搞出版发行的方式,在上海被称为 “皮包书店”。他曾出版鲁迅的 《二心集》,遭国民党查禁,却屡禁屡印,受到人们称赞。

1932年1月28号,日军侵略上海,书店及出版业遭受巨大损失,商务印书馆在闸北的印刷厂、编译所和东方图书馆于战火中全部化为灰烬。到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,日军攻占租界,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等八家公司,连同福州路东起河南路、西至湖北路这一段的大大小小的书店在日军铁蹄之下,遭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。后来,这些书店在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关门。70年代后,文化街盛时书店林立的景象,已一去不复返了。如今的福州路及周边地区只剩下几家大型的书店,和若干打着“畅销书特价处理”招牌的门铺了。

真美善书店。

纵观上海民国书店及出版业的历史,经营发展多元而曲折,与当时的经济、政治环境密切相关。与此同时,书店及出版业还是要靠市场“吃饭”,正如俞子林所说:“书店街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之功,它的起点还在书籍出版,它的成活还要靠市场。”

“爱”与“知”成正比,

不与买书多少成正比

在本月走访民国书店的活动中,季风书园的宣传语中有这样一句话:“读书人大抵都曾惊艳偶遇过一本书,生命的质地骤然发生了某种激烈的重组,并从此流连于这纸、字句和思想组成的世界,一日一日被填满的书架,如同纸年轮一般记录着时光。”近百字的话语戳中了不少读书人的心。活动结束后,界面文化对季风书园的活动发起人进行了专访。

界面文化:通过走访民国书店这一活动,希望让参与者们得到什么呢?

季风书园:这是个邀请读者一起来参与的活动,给大家出门逛街增添一点乐趣,其实大部分的旧书店就算你走到那个旧址去,也没有了踪影。比如说墙上贴着一个破门牌号,你几步就走过去了,但如果你知道这里曾经是一家书店,你小时候读的很多书最初就是这家书店引进或出版的,你就会在这里驻足一下,对这个城市又投注了一份文化意义上的感情——“爱”只与“知”成正比,从来不与买了多少成正比,不是吗?或者说,爱书的人,也可以借这样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于书的爱吧。

界面文化:挑选这十二家民国书店的理由是什么?

季风书园:第一,这几家书店都有故事,起码是可查证的故事,或者办书店的人有名,比如新月书店当年就是徐志摩办的,或者卖的书好,留下的相关资料也多;第二,这十二家书店地理位置大多比较好找,集中在福州路和四川北路,逛个街就能找到。

界面文化:你们重点宣传介绍了真美善书店等五家书店的情况,是如何选择的?

季风书园:除了这五家书店资料多以外,还希望能借这五家书店各自的特点向读者展示当年上海书店的全貌。比如说真美善的老板曾朴,他是个旧文人,旧文人办新书店,这个就很有趣;再说来青阁,就是旧书业的代表,卖古籍在民国其实特别繁盛;比如说开明书店,那就是自主创业,读书人自己办的书店,本身就是个知识共同体,多好!没有去谈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,因为这两家书店(出版社)的名声如雷贯耳,我们可能更想展示一下一般读者不那么熟悉的内容,而且这两家书店的变迁历史足以写一部书,一篇微信篇幅太短。

界面文化:你怎样看待民国时期上海旧书店盛行的现状?

季风书园:民国时期,可能正赶上纸媒、出版业的黄金年代,低廉的印刷技术、人们对信息的需求、再加上文化新旧交替杂处时读书人们的那种风骨和追求,使得书业野蛮生长,欣欣向荣。季风书园创始人严搏非告诉我们,图书市场的背后有一个思想市场,意见的市场,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图书市场的看到人们观念的产生与变化,所以说民国书业的繁盛,也是思想的繁盛。特别是旧的读书人接触了新知识,在我们理解力尚存的时候,那种文化碰撞时所迸发出来的光辉,那种求知欲,格外迷人。另外图书市场的繁荣,还使读书人能从“学而优则仕”这种束缚中脱离出来,经济上的独立,也使思想独立成为可能。

界面文化: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,民国时期大多旧书店早已不复存在,你是否觉得可惜? 

季风书园:本来书店就是个薄利的行业,饿不死,挣大钱的机会也没那么多,除非像现在的教科书垄断,那才有暴利,但这就丧失了文化的意义,没什么意思。

民国旧书店的消失有很多原因,有的公私合营了,而公私合营其实就是一言谈了。就像开明书店的人,多少都受到了孤立和迫害,可谓这个思想市场的解体;有的经营不善,倒闭得早,放在纸媒衰落的今天,估计也好不到哪去;比较可惜的是旧书业,那时候的读书人新书旧书只要有钱都会收,但好像现在收购古籍已经变成一种很专业的行为了,不似当年盛况。

界面文化如今,新书店愈加趋向复合型,书店越来越大 ,也集中了咖啡厅甚至休闲购物等更多功能,你如何看待书店形态的变化呢?对当下书店行业有何期待?

季风书园:至于书店业态的变化,都是为了生存,无可厚非。问题就在于,我们是真的在读书,还只是喜欢读书的那种文艺调调?用季风书园创始人严搏非老师的话来说,读书的形式日益精致,但我们真的更接近读书的真义了吗?实体书店的复兴不一定意味着读书的复兴,但我知道,自由思想的潜流一直都在,假以时日,会迎来我们每一个人的文艺复兴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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