吴亮60岁出小说处女作 《朝霞》里讲述被遗忘的上海

70年代无所事事的少年是否比今天的少年快乐?

吴亮讲话的时候,一定要站起来摘掉墨镜,“这样我才能看清后面人的脸”。他一头长发,黑色和白色掺杂,虽然已经年过六旬,但是他自嘲地说自己,“做了一个心理年龄测试,才18岁”。他说话的风格依然同他的批评风格一样锐利、直爽。

1980年代的中国文坛,吴亮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,1986年他在《中国青年报》上发表了一篇叫做《谁是先锋作家》的文章,成为了中国最早提出“先锋派”作家的批评家,他对马原、孙甘露等人的评价几乎构成了经典。后来他又涉足随笔、艺术评论。60岁的时候他终于完成了自己第一部长篇小说——《朝霞》。昨日,陈丹青、格非、杨庆祥,一起来到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,和吴亮一起讨论小说叙述的新的可能和小说中所讲述的70年代的“少年与天光”。

吴亮新书见面会上,左起陈丹青,吴亮,格非,杨庆祥

一本严重“出轨”的小说

《朝霞》可以算作是讲述70年代的成长小说,一群游荡在上海都市缝隙中的少年,整日生活在漫无边际的聊天和格格不入的闲言碎语之中。没有线性的故事推进,而是用碎片纷呈的段落构建出一个叙事迷宫。

这种打破了常规叙述方式的形式令人惊讶,但吴亮并没有事先特意设计好什么。最初是关于上海的小说《繁花》的作者金宇澄说他肚子里有东西,要“盯着他写出来”。他便在弄堂网用“隆巴耶”的名字注册了一个账号,在网上开始写这篇小说。“我只知道我有一个东西要写,写什么我都不知道”,在写作的过程中,人物开始一个一个长出来。

他可以算作是“自发型”写作,脑中出现一个画面就开始写,“短一两百字,长五六百字,不断的空行,都是一个镜头推拉摇移或者一个长镜头,一个点,有中镜头,有近镜头,它必须在某个地方叙述停止,像蒙太奇一样”。有些可以捡起来接着写下去,有些就忘了没写下去。里面许多对话,全是一稿,整本书25万字,只用了5个月。“我就是对着电脑打下去。就这么来的。”

写这部小说使吴亮以前所谓的雄辩、逻辑、好争辩、态度明确的风格完全改变了,这5个月里,小说中的人物从十个人变成二十个人,最后变成三十个人,他们全部活起来,每天跟着吴亮,“实际上是种精神分裂”。“当你同时容纳了很多人在你身体上的时候,我听大家讲话就没有判断,因为我同时有很多脑子。我想表个态,某某可能不是这样认为,我这个表态有意义吗?我不表达意义了。”吴亮在现场经常说着话脑子就一片空白,因为他脑子里很多人在说话,所以他常常讲到一半就把话筒让给别人。

在格非看来,这部小说有一种“野蛮的力量”。“我知道吴亮对中国当代文学不太看得起,我个人也看不太起”格非认为中国当代文学越写越好看,越写越精致,但不够宽阔,缺乏力量感,从吴亮的小说中,他看到了很长时间没有看到的巨大的力量。

“《朝霞》保留了强烈的骚动不安,也就是它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事件、故事、偷情、激情澎湃的场面、片断。”它无法被当做传统的小说来看,书中充满了大量的议论,与普鲁斯特的作品一样是“散文对小说的入侵”,格非说,“他拒绝把这个小说作为一般的读物来消费,比如里面写到大量的情爱故事,当你觉得要消费它的时候他突然就停了,突然来了一段黑格尔,来了一段读马克思的笔记,让你煞风景,里面有大量的线索完全可以构成环环相扣的戏剧性事件,但他没有这样做”。

这本小说很多地方令格非震惊,对小说本身的改造,他觉得这个过程在中国必须得完成,悲哀的是他本来期待这样的作品出自年轻作家之手,没想到却出自一个60岁的老顽童。吴亮的小说不是对社会生活的概括,而是对生活本身的描摹,他让人想起的是日常生活本身。“要追求村上春树的那种暧昧读者肯定会失望,他没有给你给更多的情调,但是他在描摹现实生活本身的无序,那个刺激感,那个最终的无聊,甚至无意义,那个虚无。他作品里所有的东西只有一个东西是清晰的,就是朝霞,就是太阳上升起来的时候,其他整个上海的建筑、街道、里弄、那些孩子,全是碎片一样,像一个万花筒不断在变化。

而杨庆祥也认为,这部小说是一部理想的极致的表达。“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到80年代以后有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自由表达,想说什么就说什么,创造不存在的形式,但是这个精神在今天已经丧失了,每个人写作或者每个人生活都变的特别有规矩,特别乖”,而这本小说“本身的形式和内容是一本‘出轨’的小说,挑战了我们现在继承的美学的想象。”

废墟中一群博览群书的野孩子

吴亮写出了上世纪70年代上海青年的生活,这篇小说最开始的题目叫《昨天不再来》,因为它基本的定调是回忆性的,讲往昔的故事。后来他改题目为《无处藏身》,“我当时的一个感觉是很喜欢那个年代,这些人虽然鬼鬼祟祟,完全在一个房间里呆着,但是他们无处藏身”。

小说中第一节出现了三个人,一个是发配到青海后回来,一个从监狱里出来,一个从新疆回来,评论家黄子平说这是一个逃亡的主题,整个小说贯穿了“逃亡”,少年们骗病假,在街上游荡,在房间里看禁忌的书。“我的思考是小说里的故事必须是人物他闲着,必须是逃离出来的,从一段时间逃离出来的。”吴亮说。

在陈丹青看来,这本小说写出了一个被淹没的上海,说起上海,大家会想到上世纪30年代张爱玲、苏青等人笔下沦陷的上海,到80年代出现王安忆、孙甘露等人重新描述上海,中间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叙述完全中断了,一个革命时期的上海,文革的上海。“随着我们这些人慢慢进入中年、老年,我相信我们很自然的变成我们也有资格开始说我们年轻时的上海,那个没有被说出来的上海。”陈丹青说。

文革开始的时候陈丹青13岁,吴亮11岁,之后的十年是初中、高中和大学本科的年龄,正好在文革中度过。这十年对他们的父辈祖辈是没顶之灾,但他们在其中正好长大。“只有一部电影准确描述了那个时刻,就是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,不管我们同意不同意它的结论,如果它有的话,那会儿的小孩真的很高兴,第一不用上学,第二没有考试,第三没有竞争,我们到农村很苦,你到工厂也很苦,但是大家一样穷。”比起今天要么“屌丝”,要么“富二代”的巨大差异,他宁愿做70年代下乡的青年。

另外,上世纪70年代的青年有大把的时间,不用上学、不用考试,下乡到农村也有大把的时间。但那个时候也不能到另一个地方去,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需要单位开证明,每个人都有大量的时间,然而又困在那里,青年在应该上学的时候选择自己读什么书,交什么朋友,做各种梦。“少年时代我们都在看书,手里全是世界名著,我们有几个偶像,傅雷写了《艺术哲学》,我知道北京有个汝龙,因为他翻译了契诃夫,13岁到18岁之间我们知道了所有文学,国内、国外我们能知道的名字都知道了,虽然不一定见得到他的书,没有流行读物,没有电视,没有网络,因为今天的文明出现我才翻过去想我们那代是这么长大的,我一点不想说那个时代好,但是我很幸运我在那个年代度过了13岁到18岁。”

陈丹青说自己当初离开清华,就是因为从生理上就受不了一个学校。“我从小就是一个野孩子,我想吴亮也是一个野孩子,可是博览群书,一群博览群书的野孩子在弄堂口谈文学,毫无希望地在谈文学,结果真的变成文学家了。这是一个无政府时期,大部分东西都砸烂了,在这个废墟中一群小孩子长大了。”而80后、90后的年轻人的生活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全部被规划好,要么就是做“屌丝”打工,而对他们当时来说,“有点零用钱我们就很高兴”。

最后小说定名字为《朝霞》,吴亮说也许跟他喜欢天光有关。写作的过程中,他的野心已经超越了上海,甚至超越了地面,他写到了唐山大地震的消息、河南一次水灾的消息,本来还想写蝗灾和泥石流。“大的气象对人类的破坏,除了政治的灾害还有大量的人和动物的斗争,疾病的斗争,还有地理的斗争。”这些有隐喻性,更重要的是他有兴趣,保留着当时的资料。但最后他使用了“朝霞”这样一个明亮的名字,“最后我必须要用一个积极的东西,积极不是为了发表,我本人就是一个很积极的人。因为我相信上帝。”作为基督徒的吴亮最后这样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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